花牌，是纸牌的一种，因牌中花色错杂，被指定作为“精”的三、五、七、乙、九等牌面上带有彩画，故称花牌。
花牌流行的范围并不广泛，主要在长江中游的宜昌、荆州一带流行。花牌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，在典籍资料中鲜见。
一、文化起源
据说花牌起源于北宋时期（杨德峰《松滋花牌源流》），这主要源于清人张尔歧《蒿庵闲话》里的一段文字：“近日吾乡蒙师，为童子描‘上大人’，常倒书‘尔小生、八九子’二句，不知其为韵语也，此语不知有自何时。唯见禅宗派，临济宗（倡导般若为本，以空摄有，空有相融禅宗新法）载之，提刑郭祥正，字功甫，谒白云禅师。白云堂上曰：夜来枕上作得个山颂，谢功甫大儒远访之勤，当须举与大众。乃‘上大人，邱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尔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礼’也。郭初疑，后闻小儿诵之，忽有省，以书报云。云以偈答曰：‘藏身不用缩头，敛迹何须收脚，金乌半夜辽天，玉兔赶他不着。’白云之意，盖欲合儒释而一之。”
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郭祥正，是北宋诗人，自号谢公山人，又号净空居士、漳南浪士，当涂(今属安徽)人。北宋诗人梅尧臣称赞他是李白的后身(李白卒于当涂)，后在北宋新旧党的斗争中，屡遭排挤、贬谪。
据此，可视作“花牌文化”起源。
花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和娱乐工具，又是怎么产生的呢？
据考证，清嘉庆年间，曾任太湖东山巡检、无锡知县，并主持两淮盐务，开创“票盐”制，每年为国库增加税银数百万两，在江淮五十年赈灾、河运治理、鸦片战争期间奉命防守上海时口碑甚佳，同时在音乐、诗、词上造诣极深，著作等身的松滋清代文人谢元淮，是明朝河南布政使左参政谢佑的第十八代孙（相距322年）。其祖谢铣是明代贡生，曾任松江府同知，历署杭州、杨州知府，后携谢氏一支由湖南澧州迁至松滋金羊山，后又迁至比箭岗（今杨林市镇官桥境内）的谢家屋场，在此分枝散叶，生息繁衍。由于谢氏是名门之后，十分重视教育。曾在谢家屋场聘师讲学，塾师为了让蒙子熟记孔孟之道，不仅为其描红“上大人、孔乙己、可知礼、化三千、七十士”等内容，让其摹写。还将其制成书签，让其在把玩的时候，熟读牢记，融会贯通。其时，乡人柳氏三兄弟，老大是画匠，老二是雕匠，老三是漆匠，皆心灵手巧，见孩童游戏时十分有趣，便仿书签做成硬质纸牌以供娱乐。此物一出，就受到人们的喜爱，最后成为一种娱乐工具。在湘鄂边境广为流行，人们称之为“官桥”纸牌，也称为“柳画匠”、“柳叶子”。后来，雕匠柳老二落籍公安黄金口，漆匠柳老三去了枝江百里洲，“官桥”纸牌，亦即松滋花牌，也就随之传播开来。
最初的官桥纸牌制作工艺粗糙，只是用皮纸或马粪纸剪成条状，描上字即可。后来，人们觉得色调太单一，内容也不丰富。在反复琢磨后又将牌面上的字由单纯的黑色，变成红黑两种颜色。将乙、三、五、七、九五张牌面绘上彩画，彩画的内容无非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，如嫦娥奔月、哪吒闹海等等。这样，人们在游戏时就显得花色错杂、五彩缤纷，由此，人们又将官桥纸牌称为“花牌”。久而久之，打花牌就成为了松滋民间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，并且逐渐演变成为人们用于博彩的工具。
对于民间以花牌博彩的盛况，谢元淮曾在清同治十年（1817年）重阳节时，回乡赴云台山祭祀，得见湖南、湖北香客万余人及四乡博徒先天晚上就聚此纵赌的情景，便写下《重九日登云台山》，诗云：
巉岩苍翠耸晴空，山势南来此最雄。
高岭看云疑在下，小溪流水尽归东。
烧香曲唱重峦外，蒱博声喧一夜中。
独我栖迟怀寂寞，枉教篱菊绽西风。
蒱博，是古代的一种博戏，后亦泛指赌博。诗中“蒱博声喧一夜中”，让参与以花牌博戏的人们通宵不眠、乐此不疲的画面跃然纸上。由此可见松滋花牌，被人们喜好之一斑。
在松滋手工制作花牌，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。人们开始用马粪纸，后来发展成为用照相纸进行制作，其形制为长12厘米、宽2.5厘米。底板制成后，手工勾出空心字，再填色绘画，最后用清漆刷面，使之变得光亮夺目。一般制作一副花牌须花费很长时间。这种手工牌由于既宽又长，捏在手中捏不了，打牌时每人面前需置放一只盛米的升子，将牌插在升子里，出牌时再拿出来。很不方便，玩牌者手感也不舒服。
松滋花牌在文革时期，被视作封、资、修的产物，明令禁止游戏。但是，禁而不止，人们总是偷偷玩耍。所以，社会上从未绝迹。改革开放后，花牌娱乐再度重现，印制花牌也应运而生。现在流行的花牌，在原手工制作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改进，一是形制改为长10厘米、宽2厘米。比原来的手工牌握在手中更加舒服。二是乙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的彩画画面，也将原来的神话人物换成了一尾美人鱼，且将画面减成每字只描两幅。这样就使花牌配伍更加合理和富于变化。近些年，又加上了别杠以后，花牌的玩法出现不断翻新，也更具魅力。
松滋花牌由官桥纸牌演变而来，荆沙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玩花牌的游戏，也由松滋传播出去，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。
二、文化内涵
从上面的文字中，可以看到“花牌”有着深刻的儒、释、道文化的烙印。
由此，我们再来探索花牌各句中的文化内涵：“上大人”，指上古的大圣人。“孔乙己”，由山颂“邱乙己”演变而来，“邱”同“丘”即孔子。“乙”为十天干第二位，亦指孔子，因为孔子排行老二。“己”则是指自己。另有一说是“孔乙己”由“孔乙已”（孔子一个人而已，“乙”即“一”，“已”即“而已”）讹误而来。不管哪一说，以上两句的意思都是：我国上古时代的大圣人，就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、教育家——姓孔名丘，排行老二的这个人。
“化三千”的“化”为教化的意思。“三千”可作为两层意思来理解，一层意思是说孔子教化的三千弟子，再层意思可理解为大千世界。
“七十土”也是由山颂“七十士”演变而来。古代的“士”是指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，后来演变成对知识分子的泛称。春秋时代，“士”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之下，庶民之上，处于贵族的最底层。我们对“士”也可作两层理解，一是在孔子教化的三千弟子中，有七十二贤人。二是据《荀子•为政》“长短不饰，以情自竭，若是则可谓直士矣”句，意思是说人到了七十岁，应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（《论语•为政》），应对自己的功过是非好坏都不加掩饰，能够这样做的人就称得上是品行正直的人。至于后来花牌的创始人又是为何将“士”改为“土”，其本意难探其源。多半是将“士”误读为“土”，而以讹传讹流传下来的。但可不可以理解为人到七十古来稀，离入土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所以更要珍爱生命，珍惜时光呢？姑且存此一说。
“八九子”中的“子”泛指后代，全句可理解为八九个子女，因为封建社会以多子为福为荣。
“可知礼”句中的“礼”，即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贵族等级的社会道德和规范，也就是做人的基本准则。
八个数字句，可以将花牌中乙至十组成“乙二三、二三四、三四五、四五六、五六七、六七八、七八九、八九十”八句话。“一”指宇宙，“二”指阴阳两极，“三”指天地人三才。即《道德经》中所说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。这些数字句中，蕴涵着阴阳互存，循序渐进，从低到高，永无止境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三、竞技流变
在长江中游地区，花牌的玩法很多，且变化多端，不拘一格。现择其一、二述之。
在组合上，有四人一桌，一人轮流坐庄（庄家），一人歇“醒”（只负责腰牌、数牌，不参加打牌）的；有“三人打定庄”（三人轮流坐庄不休息）的；也有当凑不齐“角”的时候，两个人挖“对俅”的。
在玩法上，可将一百一十张花牌每人起牌二十五张以后，将“上大人，孔乙己、可知礼、化三千、七十土、八九子、二、四、五、六”等二十二张牌组成不同的组合，然后按约定俗成算“胡”（通常以十七胡为基本胡。类推二十二胡为“出胡”，三十七胡以上为“大胡”，九十六胡为“顶顶胡”。）有基本胡就可推牌算“和牌”，即赢家。
旧时，荆沙一带玩花牌，主要是以“打增”为主，“增”为下注的基本单位，增数多了，又用“垛”来代表（三增为一垛），这种玩法，就是牌局开始时，庄家出增数不受严格限制。起点可以为一增，也可以为一垛。陪庄者可以跟庄，也可以不跟庄。庄家如果和牌以后，增数可以上升，叫“加增”。增加时可顺数上升（如一、二、三、四）也可隔数上升（如一、三、五……）。庄家如果连和三牌，为“三牌过杠”。过杠以后，陪庄者二人之间可互不牵连，称之为“不过河”。打增时，起在手中的牌不够四个个子时，可以“水牌”，即推到重来。
打增时，手中牌若有三十七个个子即为大胡，可以加倍计算。打至残局（底牌少于三张）时，可以只起牌不打牌，此为“黄牌”。
对牌不受限制，同样三个字为一对，三张红字起在手中为两胡，对三个红字为一胡。三个黑字起在手中为一胡，对三个黑字不算胡，三个黑对子为一胡。如果庄家首牌和牌以后，接下来却黄了牌，可以不下庄，称之为登“黄庄”，但是，参与打牌的三个人须给歇家开“黄醒”。如果连黄三庄就必须下庄。
后来，到了“文革”期间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除了少数人悄悄打增外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打玩牌。一般约定每局牌以谁首先和牌数达到一百胡即为赢家，和牌数最少的人为输家。牌局结束时，输家得由赢家任意处罚，或戴草帽，或钻桌子、或画乌龟、或喝冷水、或向赢家打一个“向某位师傅学习，并代问师娘(爷)好”的条子，还要签上姓名及时间。赢家便拿了此条到处宣扬，以炫耀自己牌技精湛。也有恶作剧者，拿了这些条子到商店赊上一包烟以后，对店主说由我徒弟某某来结账，然后笑着扬长而去。
经过长期演绎，当下的花牌则逐渐兴起了“爬坡”热。有嫌不够刺激者，就又玩出了打“自由精”和加“别杠”的新花样。
爬坡，意即步步上升。就是以凑齐十七胡为花牌的基本条件，有了十七胡便可和牌，此为“平胡”或称“屁胡”。也有不愿和平胡的则继续玩下去，按每增加五胡为爬一坡，以此类推，不受限制。
“自由精”即玩家每个人可以根据手中起上来的牌，选择自己最多最合算的精作为“主精”。张三选三，李四选五、王五选七，均由自己确定。
“别杠”就是花牌中“听用”的那张字，上写有诸如“祝君好运”等字样，将这张牌放入牌中，可以与定为精的三、五、七任意配对组合。在计算个子时，凡加入“别杠”的就可以翻番或翻几番计算。故此，和牌的频率就变得更高，牌的胡数也就变得更大。当下人们玩花牌时一般都喜欢加“别杠”，因为它灵活，且更刺激。
四、实战技法
花牌文化内涵丰富，它涉及数学、逻辑学、统计学、玄学等方面的知识，充满着矛盾、运动、变化的哲学趣味，因此显得博大精深。有的牌友不无感慨地说：人有多聪明，花牌就打得有多好。也有的人说：打花牌七分运气三分技艺。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客观的。起牌是基础，打法是关键。若总结打花牌的技艺，可能十条八条都不见得说得清楚，但是，打好“三张牌”应该是公认的。
第一，打好“跟张”。每局牌起牌结束后，自己手中的牌能否“和”，基本已成定数。如果起上来的牌，无精无胡无发展前途，既差且乱，人家又在底下不断“统”牌，此时，即应明确以防御为主的思路，只打“跟张”不打“新张”，避免牌桌上出现大胡，促成黄牌，方为上策。
第二，打好“撬张”。三家打牌时，一定要认真观察场上出牌情况，判断谁是“对手”，谁是“队友”，一旦明确“敌我”关系后，即应死死卡住对手，采用打“撬张”的办法，让队友上手，使对手陷入被动，在运动中促使牌局发生变化，即可“化险为夷”或者将风险降至最低。
第三，打好“叼张”。欲取之先予之，想要得到想要的牌，就要善于调动对方，让对方产生误判，然后取得“出奇制胜”的效果。打好“叼张”需要准确的研判牌局，并要有战略思维，不着眼某一张牌，而着眼整个牌局，最后才能稳操胜券。
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推动花牌文化研究，谨以此文作为抛砖，望有更多的爱好者加入此行列，进献金玉良言，促使花牌文化研究走向深入。